三星dram

由此可见，在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关系中，我们的立法策略是，注重立法决策与改革决策的结合，充分发挥立法对改革的引领、推动和保障作用。

二、民意之手及其撕幕效应 应当说，一个社会的治理方式必定与这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基础与主流文化具有内在的一致和协调。执法要严，但如果罔顾实际，一味秉公执法，将遇到反弹，反而阻碍法治化的进程。

[11] 何勤华等：《事实的乌托邦——法律真实的本源及运行机制的现实考察》，载《法学论坛》2005年第6期。[20] [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修订版）》，何怀宏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87页。而中国的立法工作以植入型为主导，以粗放型为特征，法律本身的合法性弱，包含的价值比较单一，因而与人们所认可与感知的道理、公平、正义等理念有很大的出入，这使其对现实生活的解释力与说服力比较弱。[24] 高仰光：《马克斯·韦伯与当代中国人的法律信仰》，载《比较法研究》2011年第3期。600多年来，这一原理在科学上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从牛顿的万有引力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奥卡姆剃刀已经成为重要的科学思维理念。

[13] 郭星华、隋嘉滨：《徘徊在情理与法理之间——试论中国法律现代化所面临的困境》，载《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一般来说，改革开放前中国是一个总体性社会，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功能高度重合，道德、理想等也构成了社会整合的重要手段。[2]吴敬琏呼吁建立好的市场经济，是建立在公正、透明游戏规则之上的法治经济。

[24][奥]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沈宗灵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213页。[34]早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的一些重要立法如民法通则等，就确立了在适用法律时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优于国内法的原则。从执政党的角度理解法治中国是一种内在视角，这种视角把法治中国建设的目标视为执政党的重要执政方针之一，使之成为完成两个一百年战略目标的有效方法和保障措施。为数众多的党外公众，并没有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因此对国家还缺乏归属感和忠诚感。

国际法的情况较为复杂。随着资本主义国家的建立以及自然法作为解构的历史功能的完成，自然法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逐渐退出了主流理论视野，代之而起的乃是维护既有秩序的法律实证主义。

中国式的政府集权着眼于全国范围内的普遍事物，如外交、国防和司法等，相应地，中国式的行政集权更具有地方性和特殊性。在这个意义上，执政党的法治观既是与基本规范相契合的法治观，也是全社会共识的产物。中国积极主动地加入世贸组织，既是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内在需要，也是中国服从世界经济规则的自觉活动。（三）全球规则下的中国国家行为 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世界潮流，它在本质上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一个新阶段。

[33]关于全球化、世界历史与中国道路的关系论述，参见马俊峰：《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方法论意义》，载《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6期。共同建设法治观与一体建设法治观都包含了国家和政府的共同因素，前者呈现了法治建设的平面图像，后者呈现了法治建设的立体图像。好政府的标准不是政府拥有更少的权力或无权，而是政府无论权力大小都需要受到应有的规范制约，小政府的权力不受制约将同样导致与专制一样的后果。相对于穷治，富治包含了更多的方法论要素及其更具挑战性的目标，由于着眼于人的自由和幸福，富治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性转型提出了不容回避的历史要求。

在米尔恩看来，世界人权宪章宣称的权利体现了现代自由主义民主工业社会的价值和制度。例如，执政党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废除劳教制度、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完善规范性文件、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等建议，都将引起立法制度以及相关的司法、执法制度的改变。

[24]国家与法律具有同一性，作为国家的那个共同体就是它的法律秩序。任意地制造敌人——其标志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使本已脆弱的公民共同体不断处于分裂状态，被宣布为敌人或准敌人的人同时被剥夺了以公民身份效忠国家的资格。

只有在现代社会，国家与其成员之间的关系距离最短，也最为直接。换句话说，共同和一体法治观是执政党法治观的集中表达和逻辑视角，要想使执政党的法治观成为中国国家的法治观仍然需要借助于其他的方法。19世纪末20世纪初，寻找中国国家富强的有识之士被西方社会的强大所震惊，让他们不解的是，为什么倡导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西方国家反而更为强大，更能显示出集体的能力，而以集体主义为圭臬的中国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往往不堪一击？[16]向西方学习的文人中流们开出的国家富强方案是加强国家权力也并非偶然。[17]然而，国家权力强大与在国家范围内集体能力的增强并不具有必然的逻辑关系。[6]对法治重要性的考虑可以有不同的目标诉求，对法治优先论的倡导可能是对民主政治延缓的策略性主张，但法治先行论和民主先行论以及民主法治并行论无疑都提高了法治的地位。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产生的官僚法国家，却没有消灭家族政治化，也未能有效阻止国家的重新家族化。

法律人虽然仍然还兼有其他的角色身份，但法律角色却是所有角色的共同角色，他们共同享有法律赋予的权利，承担法律规定的义务。国家和政府的法治建设固然重要，但缺乏对执政党和社会的法治建设，构建法治中国的整体性效果则会大打折扣。

二是在私人法则失灵的情况下借助于国家和政府的力量保障私人秩序的有效性，以及发挥积极的福利保障功能。公民作为被建构的社会主体反过来也建构国家。

在私人领域和国家领域之外还存在着天下领域，天下领域高于私人和国家领域，成为规制私人行为和国家行动合法性和正当性的标准。公民是拟制的法律之人，获得国籍的任何人都是公民，这就排除了任何社会学或政治学意义上的人的概念而获得了在一国范围内平等身份的资格。

在法律的同一标准下，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冲突不必诉诸于非理论性的暴力方法，它们之间的冲突需要在确立的法律制度框架内进行，同样地，私人之间的纠纷也应当遵循法律的正当方法，而私刑、私力救济等行为则被宣布为非法行为。相关讨论参见夏勇：《中国宪法改革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从改革宪法到宪政宪法》，载《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7]梁治平：《法治：社会转型时期的制度建构》，载梁治平：《法律何为：梁治平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94页。（四）天下之法理念下的中国国家行为 以上从法律、宪法和国际法等角度讨论了法律下中国的若干问题，显而易见，宪法和法律都具有实证主义法的规范效力。

[8]宪法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38]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法，载《黄宗羲全集》（第一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与此相反，公民身份则表达了一种形式上平等，扬弃了自己人和外人的界分，从而在公民与国家之间形成了一张正相关的逻辑关系：公民观念越强，国家观念就越强，公民共同体越强大，国家就越强大。执政党的前立法行为不能超越宪法和法律的范围，有关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左与右、好与坏之争也不能取代或超越合法与非法的界限。

它办不到这一点，因为这样的工作超过了人力之所及。无真假法制之别，却有真假法治之分。

无论为不好或不能，要之国家主义与吾人夙不相习，则甚章章也。[26]政府集权不必然导致暴政，但政府集权与行政集权结合起来，国家就获得了无限的权力。迄今为止，我国签署或参加的国际公约300多项，涵盖了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保护、生物、战争与和平等多个方面，这些公约或议定书是我国对国际法律和国际惯例的认可行为，是参与全球规则立法的重要成果，也成为我国国内法律体系的组成部分。相比而言，法律对社会的作用是被动性的和补充性的，这是法治社会有别于法治国家和法治政府的关键之所在。

从角色原理看，一个人身兼多个角色，也受相应的角色规则的多重制约，不同的角色规则使一个人成为相应场域中的具体的人，但与人的伦理角色、道德角色和经济角色相比，唯有公民角色是拟制的角色，公民角色规则是拟制的角色规则。按照赵汀阳的解释，天下不同于帝国，也不同于世界，天下既是地理概念，也是精神和制度概念。

然而，集权和分权是不可分割的辩证统一体，没有集权则没有分权，相应，没有分权也就没有集权。在此所涉及的问题是国家权力的集权和分权的根本性问题。

所有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人的合法行为是法律保护的对象，人人的非法行为是法律惩罚的对象，这就表明，同等对待的权利是程序正义乃至正义的出发点，满足了形式平等要求的实质平等才是真正的平等。其向外对抗之观念甚微薄，故向内之特别团结，亦不甚感其必要。